一、引 言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興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戰場。為了激發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黨和國家積極實施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戰略，進一步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在這種背景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被賦予重要的時代使命。從“雙一流”建設[1]到“十四五”規劃[2]，再到黨的二十大報告，均提出要加快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優秀學科建設， 全面支撐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雙一流”建設的新方向，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被正式納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3]，體現了其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地位。

　　盡管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戰略中的地位日漸凸顯，但其僅僅是一個籠統、抽象的政策概念，沒有相關操作性定義、遴選標準和建設范圍。正是由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模糊、缺乏具體范圍，導致其沒有針對性、操作性的政策對象，相關部委不清楚要對哪些高校提供專項政策支撐，不確定要將哪些高校納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這不利于破除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的制度性障礙，不利于激發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創新活力。本文從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模型出發，力圖解決如何正確理解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如何識別和遴選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等問題，以期為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助力國家創新人才的自主培養和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強。

　　二、文獻回顧與模型建構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伴隨中國建設世界主要的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而衍生的政策概念，其內涵演進與國家戰略需求密切相關。國務院2015年印發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4]提出，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作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核心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納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自此之后，學界開始圍繞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特征、發展路徑以及建設機制展開了相關研究。

　　(一) 文獻回顧

　　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源于1810年創辦的柏林洪堡大學。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倡導的“教學與科研相統一”被視為研究型大學的理念源頭。1876年，美國借鑒德國模式創建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該大學以博士教育和科學研究為核心，是現代研究型大學的雛形。20世紀初，美國學者在討論德國模式對美國大學影響時，提出了“研究型大學”的概念，強調研究型大學是以高水平科學研究為核心使命，注重知識創新、學術卓越和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機構。在此基礎上，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嘗試推動研究型大學標準化，“科研主導、博士教育、資源密集”成為研究型大學的標準模式。1973年，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首次發布高等教育機構分類標準，將“研究型大學”作為獨立類別，以博士授予數量和科研經費規模作為主要標識。應該說，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體系將研究型大學由模糊理念轉變為可量化的操作性概念。

　　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市場機制再造大學風靡一時，創業型大學應運而生。創業型大學在美國主要有兩個流派，一個是伯頓·克拉克(Burton Clark)的“創業型大學”，強調開展創業教育和培養創新人才，將大學的創業活動視為教學活動的延伸，鼓勵學生創業。為此，大學必須在組織上實現從傳統大學向創業型大學轉型。在《建立創業型大學:組織上轉型的途徑》一書中，伯頓·克拉克提出了大學組織轉型的五個核心要素: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拓展的發展外圍、多元化資金渠道、激活的學術心臟以及整合的創業文化[5]。另一個是亨利·埃茨科維茲(Henry Etzkowitz)的“創業型大學”，強調面向應用開展有組織科研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將大學的創業活動視為研究的延伸，鼓勵教師創業。為此，在大學內部設置與傳統院系相區別的“有組織科研單位”，并與政府和產業協同形成區域創新“鐵三角”。在《三螺旋》一書中，埃茨科維茲強調大學、產業和政府三方在保持獨立身份的同時，通過資源共享與角色滲透形成動態平衡的創新螺旋，其核心在于促進技術創新、知識轉化與區域經濟發展。埃茨科維茲進一步指出，21世紀以來，研究型大學越來越重視有組織科研和促進經濟發展，研究型大學正在向創業型大學轉型[6]。

　　研究型大學的概念于20世紀90年代被引入中國，并逐步成為高校分類體系中的一個類別。2017年2月印發的《教育部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教發[2017]3號)中明確指出:“以人才培養定位為基礎，我國高等教育總體上可分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類型。研究型高等學校主要以培養學術研究的創新型人才為主，開展理論研究與創新，學位授予層次覆蓋學士、碩士和博士，其研究生培養占較大比重。”[7]作為一個舶來品，中國和美國均強調研究型大學以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為主。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相結合在中國大學被稱為“學科建設”。由于“211工程”“985工程”和“雙一流”建設等重點建設項目均強調“以學科建設為基礎”，因此中國的研究型大學概念與世界一流大學概念大致重合。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概念是中國首創，強調其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應該說，當前我們對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內涵的研究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學界主要從兩個維度來理解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第一個維度是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視為一種特殊類別的一流大學，強調其兼具一流大學和研究型大學的基本特征。這個維度的研究聚焦大學與國家創新體系、國家戰略的互動關系，強調“高水平”的實質是戰略任務承接能力。張棟等人認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不僅具備研究型大學的一般特征，即知識生產能力、學術引領性和服務社會能力，還具有超越一般研究型大學的特征，包括在戰略任務承接、創新體系融入以及資源整合上達到卓越標準[8]。文雯從創新體系支撐角度，認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支撐作用主要體現在推動原始創新、塑造引領創新文化、培養創新人才和促進知識流動這四方面[9]。也有學者進一步立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闡述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張平文認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使命在于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激活“教育—科技—人才”協同共生效應[10]。由此可見，中國語境下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概念帶有顯著政策烙印。相較于美國創業大學偏重于市場化的、應用導向的研究，中國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更強調新型舉國體制下的有組織科研范式[11][12]，黨委領導下的協同攻關機制[13]、非競爭性經費的穩定性支持[14]等制度設計。

　　第二個維度強調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研究型大學中的佼佼者，其各項核心指標都達到了卓越標準[15]。根據這一觀點，部分實證研究直接將C9聯盟高校或排名靠前的“雙一流”建設高校作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進行分析。楊衛等人通過分析C9高校的研究規模、科技人才、平臺能力、組織架構等，論證其作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典型性[16]。張寒等人則以2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作為研究樣本，分析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服務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因素，具體包括高質量科學研究、高層次人才培養、學科交叉融合、產學研深度融合、高水平國際合作和卓越創新文化建設等[17]。值得指出的是，此類研究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概念內涵界定多采用特征枚舉法，實證研究過度依賴頭部高校，忽視了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的梯隊性需求。

　　盡管已有研究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功能定位與核心特征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但仍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概念內涵模糊化，既有研究預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概念不證自明，缺乏系統性分析和清晰的界定，導致不同研究之間的認知偏差和概念模糊。第二，特征描述碎片化，現有研究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特征描述多源自個案歸納或政策結構，未形成層級清晰、邏輯自洽的指標框架。第三，評價體系簡單化，盡管國家提出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戰略任務，但對于如何遴選與評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停留在常識層面，難以從科學定量層面全面評價。第四，研究結論片面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一個源自政策文本的中國式概念，現有研究較多基于國際經驗分析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模式，缺乏文明底色和本土視野，導致研究結論的片面化。

　　(二) 內涵特征

　　本文從研究型大學發展的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兩個層面揭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內涵特征。

　　縱觀全球研究型大學發展史，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傳統研究型大學階段，以洪堡的柏林大學為代表，強調“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二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階段，以埃茨科維茲的創業型大學為代表，強調“政府—大學—產業三螺旋”支撐區域創新體系。傳統研究型大學重視科教融合型科研，強調科研的育人功能；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重視產教融合型科研，強調科研的經濟功能。傳統研究型大學要兼顧自由探索科研(基礎研究)和培養未來學者兩種活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兼顧有組織科研(應用研究)和培養掌握系統理論與方法的創新人才兩種活動。如果說傳統研究型大學是小科學時代的產物，那么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大科學時代的戰略選擇。大科學時代最突出的特點是應用導向的跨學科研究和資金資源密集型研究。與此相對應，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主要特征是高水平人才培養能力突出、科研卓越、資源密集。在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體系中，研究型大學根據博士學位的授予數量和科研經費的數量分為三個子類:R1為博士大學—密集科研、R2為博士大學—科研、D/PU為博士/研究型大學[18]。可見，高層次人才培養能力強和科研密集是R1研究型大學的突出特征。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大約對應于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體系中的R1研究型大學和埃茨科維茲的創業型大學。

　　從實踐邏輯來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一個扎根中國大地的政策概念。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體制，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形成國家實驗室體系，統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加強科技基礎能力建設，強化科技戰略咨詢，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19]由此可見，中國語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具有兩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全面支撐國家戰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通過有組織科研集中資源開展科技攻關，科研活動深度嵌入國家戰略需求，服務于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二是創新資源高度集聚，在支撐創新的平臺資源與匯聚創新人才方面優勢突出。據教育部統計，全國60%以上的學科類全國重點實驗室、30%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由頭部高校牽頭建設；全國超過40%的兩院院士、近70%的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集聚于頭部高校[20]。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化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21]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是支撐全面創新的第一根基。

　　根據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三重定位[22]。第一，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強調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聚焦原始性創新，通過實驗室創新模式，實現從“0到1”突破。第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強調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聚焦集成性創新，通過有組織科研模式，在基礎研究、技術攻關與產業應用之間搭建橋梁，以系統性方式支撐國家戰略需求。第三，創新人才培養的主陣地，強調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聚焦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博士研究生培養是造就拔尖創新人才的關鍵一環，是培養掌握新的理論與方法的高層次人才的主要途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三重定位的論述，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邏輯。

　　(三) 概念模型

　　科學界定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模型和維度構成，是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前提。本文立足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內涵與特征，提煉能夠反映其核心特征的關鍵維度與要素。根據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本文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界定為在基礎研究、科技創新、創新人才培養方面具有卓越表現，具備強大有組織科研能力，能夠有效整合創新資源、迅速響應國家戰略需求，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研究型大學。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具有兩大突出特點：促進經濟發展、支撐國家戰略。根據這一界定，本文從知識創新能力和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兩個維度來建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評價體系(見圖1)。

圖1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概念模型圖

　　1.知識創新能力

　　知識創新能力植根于大學的科學研究職能。在全球大學排名中，科學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指標一般包括論文數、專利數等。然而，中國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不僅是科研密集型大學，更是在推動原始創新、解決重大科技難題以及對接國家戰略需求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的大學。知識創新能力是衡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主要維度。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知識創新能力可以從戰略引領能力、支撐創新能力和科研成果影響力三個方面進行綜合反映。

　　第一，戰略引領能力要求大學聚焦人類和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開展有組織科研，并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數為衡量指標。例如，歐盟的重大科研項目“地平線2020計劃”通過整合科技資源和協同攻關，有效提升了區域科技創新水平[23]。

　　第二，支撐創新能力需要大學建設高水平基礎研究平臺，打造中國特色國家實驗室體系。該能力以國家重大科研平臺數為衡量標準。例如，美國通過聯邦實驗室體系，使大學在代管實驗室過程中獲得大量國家科研項目和資金，既服務國家戰略又提升學校學術水平。

　　第三，科研成果影響力要求大學產出一流科研成果，既推動學科發展，也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科研成果影響力通常以國家級科研獎項數來表征。當前，學界普遍認為，國家級重大科研獎項是衡量“雙一流”高校建設成效的關鍵指標，既體現了大學的創新能力和科研水平，也反映了其對國家戰略需求的支撐力[24][25]。

　　2.創新人才培養能力

　　研究型大學的核心職能是博士生教育，其培養質量直接關系國家科技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研究型大學承擔著培養國家急需科技人才、關鍵領域拔尖人才及戰略科學家的重任[26]。2024年《關于加快推動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構建世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體系，推動規模擴大與內涵建設協同發展，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27]。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創新人才培養能力集中表征為兩個關鍵要素:一是博士生培養規模。博士生教育是中國自主培養戰略科學家、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師的重要依托。博士生培養規模通過博士招生數量或博士學位授予數量來表征。2021年數據顯示，全國80%的博士生由“雙一流”高校培養[28]，其培養規模直接反映了高校滿足國家高層次人才需求的能力。二是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通過一級學科博士點數來表征。一所大學擁有的一級學科博士點越多，說明它在這些學科領域的研究實力和培養人才的能力越強，也能更好地為國家輸送各個領域的高端人才。

　　三、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評價分為三個步驟。一是確定評價對象，根據國家重點建設政策，確定一批納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指數測算的目標大學。二是建構評價指標體系，根據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框架，確定評價維度以及可測度的數據指標，形成評價指標體系。三是開展綜合評價，根據指標權重，對納入評估的目標校進行指數測算，并根據得分情況對大學進行分層分類評價。

　　(一) 確定評價對象

　　根據政策文本和內涵解讀，本文首先選取能夠服務國家戰略需求且在研究型大學中處于領先地位的學校作為評價對象。從政策文件來看，“雙一流”建設高校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的重要對象。當前中國已完成兩輪“雙一流”建設，第三輪“雙一流”建設應聚焦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第一輪“雙一流”建設于2017年啟動，2020年結束，遴選原則主要圍繞學科基礎、競爭優選、繼承創新和服務國家戰略展開，共選出140所高校，其中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8所。第二輪“雙一流”建設于2021年啟動，2025年結束。在第一輪“雙一流”建設的基礎上，增加了7所高校。第二輪“雙一流”建設強調進一步優化調整學科布局，聚焦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從政策目標來看，兩輪“雙一流”建設目標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內涵高度一致，均強調學科建設、服務國家戰略以及提升大學整體實力。因此，“雙一流”建設高校可視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雙一流”建設堅持動態調整與擴充原則[29]，以適應國家不斷變化的戰略需求和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故一些具有潛力的地方重點大學也應成為本文的測算對象，如在特定領域具有突出表現的省部共建大學。基于上述考慮，本文最終確定了148所大學作為評價對象。

　　(二) 建構指標體系

　　為了科學、自主地確定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評價標準，本文選取評價指標遵循如下原則。一是本土化原則。從概念模型出發，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一個中國式概念，因此指標選取應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與發展的需要，選取能夠反映新型舉國體制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服務國家重大需求、培養高層次人才與服務社會的重要指標。二是科學性原則，在指標的選取中突出關鍵指標和核心特征，能夠科學準確地反映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核心特征和建設目標。每個重要領域應選擇最具代表性的指標，避免指標過多導致信息冗余。三是數據可采集原則，指標數據應具有可獲取性和準確性，確保數據來源可靠、測算科學合理。

　　根據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概念框架，本文建立了以知識創新能力與創新人才培養能力為一級指標，以高水平科研項目數、國家級重大科研平臺數、國家級重大科研獎項數、博士生培養規模、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為二級指標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評價體系，數據指標與數據源見表1。

　　第一，以高水平科研項目數作為戰略引領能力的測度指標，具體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重點項目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重點項目。戰略引領能力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核心體現，其本質要求在于通過前瞻性布局與定向突破，實現對關鍵領域科技前沿的主動引領。高水平科研項目設立邏輯與這一目標高度契合，在基金立項標準上體現了對國家戰略需求的凝練。在這些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重大重點項目具有更高的戰略價值和創新潛力，其研究聚焦國家亟需解決的關鍵技術難題和前沿科學問題，能夠直接推動相關領域的技術突破和理論創新。例如，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研究院通過承擔國家重大項目，攻克了核能領域的關鍵技術難題，成為世界頂尖的核能研究基地[30]。為確保評價的針對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僅選取大學擁有的國家重大重點項目，作為評價其戰略引領能力的有效量化指標。

　　第二，以國家級重大科研平臺數作為支撐創新能力的測度指標，具體包括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等重大科研平臺。支撐創新能力是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構建和利用科研基礎設施方面的能力，這直接關系到學校能否持續開展原始性和系統性創新。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全國重點實驗室的重要依托單位，通過聚焦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探索，為解決國家面臨的“卡脖子”問題提供了理論和技術支持。國家工程中心專注于技術轉化和工程應用，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科研成果轉化，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有力支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關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問題，通過開展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推動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為國家發展提供決策咨詢和政策建議。因此，本文選取上述國家級重大科研平臺的數量作為衡量高校支撐創新能力的量化指標。

　　第三，以國家級重大科研獎項數作為科研成果影響力的測度指標，具體包括國家科學技術三大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獎。科研成果影響力主要體現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科研成果對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貢獻上。具體來看，國家科學技術獎的三大獎項(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和科技進步獎)分別獎勵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和應用推廣方面的杰出成果。高校獲得獎勵的數量和等級，不僅表明其科研成果的質量和水平，也反映了其在國家戰略中的貢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獎作為文科最高獎，展現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水平和學術影響力，同時為國家政策制定、文化傳承與創新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因此，本文選取獲得國家級重大科研獎項的數量作為衡量其成果影響力的量化指標。

　　第四，以博士生招生數和一級學科博士點數作為創新人才培養能力的測度指標。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高層次人才培養包括國家急需科技人才、重點領域拔尖人才、戰略科學家，它們均以博士研究生為主要來源，因此博士生培養作為大學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具有代表性。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可以從博士生培養規模與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兩個維度來觀測。從博士生培養規模來看，一所大學能夠培養的博士生數量，不僅反映了其教育資源的投入和分配，也是其科研實力和教育質量的體現。從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來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應當能夠覆蓋廣泛的學科領域，以適應國家在不同科技領域的人才需求。在博士生培養階段，學科門類的齊全性為學生提供更多的選擇，更有助于跨學科研究和創新，對解決復雜的科學問題和推動科技進步至關重要。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通過一級學科博士點的數量來測定。因此，博士生的招生人數和一級學科博士點數量可以作為表征創新人才培養能力的重要維度。

　　指標權重的確定采用專家打分法，即根據專家經驗直接賦權后計算平均值。筆者邀請全國20位著名專家根據各個二級指標的重要程度分別賦值，最后計算得出各二級指標的平均權重。

　　(三) 開展綜合評價

　　本文采用比例縮放與加權匯總相結合的歸一化處理方式，即確保某項指標表現最優或達到預設上限的大學在該指標上獲得滿分100分，其他大學則根據其與最大值或上限值的相對比例來計算得分。根據各評價模塊的權重，將這些指標得分進行加權匯總，得出大學在各個評價模塊的得分；將所有模塊的得分根據權重相加，得到大學最終總得分。

　　1.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總體情況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綜合得分排名前10的高校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見表2)。從各大學在不同維度的表現來看，北京大學以83.00的總分位居榜首，在戰略引領能力和科研成果影響力兩個維度均獲100分，凸顯出北京大學在科研領域的卓越實力和持續創新能力。清華大學以76.73分緊隨其后，在支撐創新能力表現最佳(100分)，憑借高端先進的科研設施和高效協同的創新平臺搭建能力，為高難度、突破性科研項目提供了堅實支撐。浙江大學以60.47分的綜合得分位列第三，學科覆蓋面得分為100分，說明學科門類較為齊全，反映出該校在學科布局的廣度和深度方面表現出色，為多學科交叉融合、知識創新與科技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博士培養規模得分最高的是中國科學院大學，這所以科教融合模式為特點的大學源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在招生培養方面，中國科學院博士生招生歸口中國科學院大學，但培養過程主要在各下屬院所進行，使得學生能夠直接參與高水平的科研項目[31]。2023年，中國科學院大學博士生招生人數將近8000人，是位列第二的浙江大學的兩倍。

　　盡管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TOP10高校在知識創新能力和創新人才培養

圖2 北京大學綜合實力力指數

　　能力兩個方面均有出色表現，但大部分重點高校表現一般。與北京大學相比(圖2)，全國重點大學(平均分)雷達圖面積要小得多(圖3左)。北京大學的戰略引領能力指數、支撐創新能力指數、科研成果影響力指數、博士生培養規模指數、博士授權學科覆蓋面指數分別為100分、81分、100分、44分、86分；全國重點大學相應指數的平均分分別為12分、11分、6分、11分、30分，如果用中位數(圖3右)則分別為6分、4分、0分、7分、25分，差距更大。這反映出中國重點大學大部分尚不具備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特點，建設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第三輪“雙一流”建設的首要任務。

圖3 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綜合實力指數

　　2.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層次劃分

　　基于綜合得分情況，本文將148所高校劃分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I型(31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Ⅱ型(共計36所)、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共計81所)，形成“頂尖引領一中堅支撐—基礎托底”的梯次結構(見表3)。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Ⅰ型是綜合實力得分超過20分的重點大學。這些大學在知識創新能力和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兩個維度均有突出表現，綜合實力強，尤其是學科覆蓋面較廣、國家級科研平臺高度集聚、在科技前沿取得較多突破。例如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迫切問題，形成高水平跨學科大團隊，在類腦方向形成從基礎理論、算法模型、器件、芯片、軟件、系統到應用全方位的雄厚研究基礎和創新能力[32]，具備全方位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綜合優勢。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Ⅱ型是綜合實力得分在10—20分之間的重點大學。這些大學綜合實力較強，學科生態良好，有能力承擔重大任務、開展前沿基礎研究。大部分大學具有鮮明學科特色和優勢，能為國家特定行業和國家戰略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以中國海洋大學為例，作為“雙一流”建設高校，以海洋和水產學科為特色，長期致力于服務國家海洋強國戰略、生態文明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戰略需求，在多個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33]。

　　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綜合實力得分小于10分的重點大學。這些大學整體得分較低，綜合實力有待提升，但部分大學在新興領域或特色學科上極具潛力，有望在未來取得突破，進一步躍升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Ⅱ。例如，北京郵電大學在通信與計算機領域優勢突出。在5G、6G、通感算融合等前沿通信技術領域成果豐碩，為中國自主可控的移動通信技術成為國際主流標準做出了基礎性貢獻，有力地服務了國家“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戰略[34]。

　　四、結論與建議

　　美國科研密集型研究型大學的突出特點是重視有組織科研、強化大學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特點是強調支撐國家戰略，在知識創新能力和創新人才培養能力上表現卓著。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Ⅰ型、Ⅱ型大約對應于美國研究型大學的R1(博士大學—密集科研)、R2(博士大學—科研)。2025年美國研究型大學R1、R2分別為187所、139所[35]，中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Ⅰ型、Ⅱ型分別為31所、36所，數量明顯偏少。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重要組成部分，要發揮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獨特作用，必須加強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分類推進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打造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三級梯隊”。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資金密集度、人才密集度等方面遠超普通高校，面向第三輪“雙一流”建設，必須秉持系統觀念，分類投入、重點建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根據不同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基礎，建議實行三級分類建設機制。首先，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Ⅰ型作為“重中之重”，實施“優先投入”策略。重點支持其攻克“卡脖子”“卡腦子”問題，突破前沿科學問題和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關鍵問題，建設國際一流科研平臺與人才高地。其次，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Ⅱ型作為“重點突破”，實施“重點投入”策略。重點支持其基于特色優勢學科、聚焦優勢領域，加速技術轉化與跨學科協同創新。最后，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重點培育”對象，實施“大力扶持”策略。針對中國研究型大學數量相對不足問題，可以適度“擴容”。通過專項經費強化其科研基礎，培育新興交叉學科增長點，服務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在此基礎上，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形成層次分明、競爭有序、協同創新的發展格局，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可持續支撐。

　　第二，強化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力度，建立健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原始創新資助機制。

　　與世界主要科技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基礎研究投入總量差距明顯。近年來，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占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經費)的比例維持在6%左右[36]。歐美發達國家在基礎研究上的投入在R&D經費中的占比基本穩定在12%以上，美國基礎研究支出在R&D經費中的占比穩定在16%—18%之間[37]，法國高達25%[38]。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中國亟須構建前瞻性基礎研究投入機制。在投入強度方面，分階段提升基礎研究經費占比，到2035年將基礎研究占R&D經費比重提升至12%；2050年逐步增至25%—30%，夯實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原始創新基礎。

　　在資助機制方面，應大膽創新撥款制度。探索實施5—10年的長周期滾動資助模式，設置側重方向調整而非淘汰的中期柔性評估機制；探索“機構整體撥款+PI負責制”，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學Ⅰ型撥付“科研能力建設費”，首席科學家(PI)擁有預算分配決策權，配套設立3—5年免考核的“顛覆性創新保護期”。由此減少短期壓力、專注長期探索，提升研究深度與系統性，通過構建良性科研生態激發顛覆性創新。

　　第三，以有組織科研加速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強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亟須通過系統性改革，將知識生產優勢有效轉化為經濟發展動能。據統計，“2022年我國高校專利轉化率為3.9%，與世界其他科技強國的高校專利轉化率有較大差距，如:美國高校的專利轉化率高達50%，德國高校的專利轉化率甚至維持在80%以上”[39]。科研產出與產業需求存在結構性錯配。高水研究型大學應立足大平臺、大團隊、大項目的獨特優勢，構建協同創新體系，在高質量有組織科研中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精準對接。對于“平臺依托模式”，廣泛聯合行業企業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打造產教聯合創新平臺，著重建立產業大數據分析系統，超前識別戰略性技術需求。對于“知名學者引領模式”，推行“揭榜掛帥”新機制，由企業定期發布“卡脖子”技術清單，大學戰略科學家組建跨學科團隊進行攻關。對于“項目驅動模式”，在成果創新基礎上，建設“概念驗證—中試熟化—場景測試”三級孵化體系，并通過專業化技術轉移公司開展市場化運作，全鏈條支撐科研成果轉化。

　　第四，鼓勵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學自主確定評價標準，最大限度釋放創新活力。

　　顛覆性技術創新具有高風險性與強不確定性等特征，傳統量化評價體系，如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等難以科學衡量其價值。開展學校自主評價，有利于建立長周期、容錯性評價機制，鼓勵高風險、高回報的基礎研究，推動跨學科研究。建議推行“10年觀察期+終身追溯制”，重點評估原創成果的范式突破性及國際學術共同體認可程度，避免單純追求短期數量成果。在數據基礎建設方面，整合高校內外部數據，建立“科研大數據平臺”，通過數字可視化駕駛艙實現“資源投入—研究創新—成果轉化”全鏈條可視化監測，動態優化評價模型。在容錯激勵方面，探索建立“失敗價值評估機制”，經由戰略科學家評估，對具有潛在突破價值的失敗項目進行經費續期支持。

　　作者簡介：

　　周光禮，男，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教授，博士。

　　楊曉薇，女，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項目來源：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24年度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論述研究”(24JZD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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