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像1977級和1978級中國大學生那樣具有的“生源多樣性”。《兩院院士憶高考》收錄的51位77、78級本科入學的院士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從年齡看，77級年齡最大的同學生于1947年，最小的同學生于1962年，相差15歲，足有一代人的年齡差距。年齡在20歲以上的有28人，占一半以上。高考年齡偏大，是77、78級同學的共同特征。不過，另一方面，51位院士中上大學年齡在20歲以下還是更多一些，有33人，表明還是年輕人在學習上更有競爭力。

　　從入學之前的身份看，51人中，13人是知青，12人是工人，9人務農，9位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2位軍人，應屆畢業的高中生只有6人。而同一類身份中，也有很大的差別。比如知青，早的1968年就下鄉了，在廣闊天地“戰天斗地”幾乎10年;最晚的則是1977年夏下鄉的，僅幾個月后就參加了高考。由于不斷花樣翻新的“教育革命”，即使應屆生的求學也都有不同的曲折經歷。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不論處于什么環境，都堅持讀書，永不放棄，有所追求。一旦高考恢復之后，他們就能靠自己過人的學習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期間，除了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堅守外，他們在不同階段受益于許多無私奉獻的老師，也是至關重要的。院士們回憶高考最令人感動的故事，大都與此有關。

　　十幾年積壓的最優秀人才，都通過1977年、1978年的高考找出口，能上大學就是登天，很多人并不那么在意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學，專業選擇也更具偶然性，因此許多非常優秀的人才進入了一些并不那么知名的大學或熱門的專業。這就造就了77級、78級優秀人才的學校出身和學科的多樣性。事實上這也更有利于他們脫穎而出，迅速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科技界的骨干。這就比后來一窩蜂追求名校熱門專業好得多。后者一方面導致了大量的人才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使很多不那么熱的專業缺乏優秀人才，至今仍然是我國科技發展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77級、78級優秀大學生大概是目前兩院院士群體中出生于1950年代的主力軍。從本書訪談的51位院士看，他們在大學畢業后，或進一步在國內外繼續深造獲得博士學位，或進入工作崗位開始挑大梁，有少數人是在工作多年后才獲得博士學位的。其中一些人屬于我國在改革開放年代建立學位制度后較早的幾批博士之列，還有10位留學歐美獲得博士學位(另有一位是國內外聯合培養的博士)。其中海歸博士的比例并不算高(還包括2位外籍院士)，但絕大多數人都有在國外做博士后或進修工作等經歷。從他們的經歷看，海外深造和工作的經歷，對他們的科研生涯至關重要。這也是中國自有現代科學家這一職業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國的高端科技人才相當程度上仍要依賴海外留學培養，如何縮小我國本土培養科技人才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仍然是擺在科技教育界的一個重要問題。

　　77級、78級大學生是他們同時代人中的幸運分子，只要比較一下他們與工農兵大學生的境遇之別即一望而知;甚至比他們的前輩如新中國成立后17年培養的大學畢業生也是幸運的，他們有更多的出國深造的機會，也有由于人才斷層問題而出現的種種機遇。現在他們大都年過花甲而退休了，其中的院士們仍然堅守在科研教育第一線。他們在當代中國科技史上的歷史定位還有待觀察和研究。《兩院院士憶高考》是一個很好的開端，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和研究他們。“憶高考”之后，還可以有“憶海內外求學”“憶科技體制改革年代”“憶學術創新和發明”“憶擔任科教領導職務”等等，從而為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風雨歷程提供更多鮮活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