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與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被視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協同發展的關鍵樞紐。作為教育強國的龍頭，高等教育不僅承擔著立德樹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與接班人的根本任務，更被給予引領社會進步、支撐國家創新發展的厚望。

　　然而，在我國高等教育取得矚目成就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正面臨著深刻的“不平衡性與不充分性”。這種失衡首先體現在地域維度上。以第二輪“雙一流”建設高校與學科分布為例，東部沿海地區占據了絕對優勢。若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近80個自主設置的一流學科一并計入，東西部之間的資源鴻溝就更大。這種差距不僅源于歷史原因與經濟發展水平，更在經費投入、人才集聚、國際交流等方面形成了“馬太效應”。教育部數據顯示，國家近年來持續加大對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區高等教育的投入，中西部中央財政教育轉移支付資金占比持續保持在80%以上。但源于區域經濟活力、城市綜合承載力與區位條件的差異，西部與東北地區高校在吸引與穩定高層次人才方面依然舉步維艱，人才“孔雀東南飛”的現象在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

　　在此背景下，探究高校如何與區域社會實現有效互動、雙向賦能，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研究旨在系統梳理高校與區域互動的內在邏輯與現實挑戰，并提出面向未來的戰略性發展路徑。

　　二、高校與區域互動的內在邏輯與關系重構

　　高校與區域的關系，歷經了從“物理共存”到“化學融合”的深刻演變，逐步形成了一種“共生共榮”的有機生態系統。

　　(一)區域沃土：高校發展的根基與養分

　　城市與區域為高校提供了生存與發展的物理空間、資源保障與文化氛圍。在計劃經濟時代，高校曾因資源消耗巨大且自成體系，被部分地方政府視為“負擔”，二者關系疏離，甚至陷入“高校在地方是物理上的存在，精神上的虛無”的尷尬局面。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高校的價值被重新發現與定義。它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城市的名片、文明的窗口與創新的發源地。地方政府逐漸認識到，一所高水平大學對于提升城市品位、優化營商環境、吸引高端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認知轉變促使地方政府積極行動，將高水平大學視為提升城市能級、優化營商環境和吸引高端人才的核心資產，其具體實踐深刻體現于“學科-產業”的精準對接與“校區-園區”的協同共建上。區域優勢產業與高校優勢學科間存在天然的匹配效應，如醫療服務業對接生物醫學學科、信息產業對接電子與計算機科學等，這要求高校必須善用地方政府、行業部門等“共建”機制，在精準響應區域需求中實現學科集群的競爭力躍升。全球典范如依托麻省理工學院的“波士頓128公路”、聯動3所名校的“北卡三角園”、與斯坦福大學共生的“硅谷”等，均印證了高校作為知識策源地，能夠通過教學、科研與生產的一體化，催生并支撐起龐大的高技術產業生態。這一模式在國內亦有積極響應，如西安交通大學在西咸新區獲地建設“創新港”并謀劃新的拓展，正是地方政府以長遠戰略眼光與實質性資源投入，認可并強化高校這一“區域發展引擎”作用的生動體現，最終使高校深植于區域沃土，并反哺其繁榮生長。

　　(二)高校引擎：區域發展的智力與創新源

　　高校作為區域發展不可或缺的引擎，其角色定位與創新范式經歷了深刻的戰略演進。早期的創新1.0階段呈現為“線性創新”模式，高校在相對封閉的體系中主要扮演“科技供應者”的角色，通過單元技術的引進與轉移，為區域產業的技術模仿與升級提供了最基礎的智力養分。此時，高校作為知識庫的定位，初步奠定了其服務于區域發展的基本功能。隨著創新復雜性的提升，區域創新系統步入以“協同創新”為特征的創新2.0階段。高校從相對封閉的“象牙塔”轉變為開放的“產學研合作”平臺，其創新形態演進為合作型。在此階段，以“三螺旋”理論為核心的創新范式，將高校、產業與政府緊密聯結，高校通過知識共享與集成創新，直接融入區域經濟脈絡，成為驅動區域產業升級與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其智力貢獻從單向供給走向多向互動。進入創新3.0時代，“生態創新”成為主導邏輯，區域發展更加依賴于健康、動態的創新生態系統。高校的角色也由此實現根本性躍遷，從協同體系中的一員，轉變為整個“創新網絡”的核心結點。它通過構建與維系多主體、多要素的創新共同體，不僅持續產出前沿知識與技術，更承擔起設定創新議程、催化創業活力、塑造創新文化的系統功能。最終，高校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智力引擎，通過引領系統性的創新活動，全面賦能區域經濟社會的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具體看，高校通過教育、科技和人才培養三大核心功能，成為區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1. 人才培養基石。高校是區域高素質人才的核心供給端。高校所培養的人才質量，直接決定了區域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和未來發展潛力。美國波士頓肯德爾廣場被譽為“全球最具創新力的一平方英里”，其聚集了13家入選國際Top20的生物醫藥公司，吸引了約6.6萬名科創人才生活工作。高校和科研機構是肯德爾廣場創新生態系統的核心力量，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世界頂尖學府為廣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新思想和人才資源，在馬薩諸塞州關聯企業超過1000家，成為推動產、學、研互聯互助的加速器。從新型研發機構來看，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與全球頂尖高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建立了緊密的學術合作網絡，成為計算機科學領域世界級的研究高地，培養了如張亞勤、李開復、沈向洋等大批頂尖人才。

　　2. 科技創新策源。當前，高校的創新活動遵循“知識生產模式III”，其特征是大學、產業、政府、社會等在創新生態中形成“四螺旋”，通過協同與反饋，共同定義問題、整合資源、創造應用情境下的新知識。此時，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學，成為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突破的主陣地。哈爾濱工業大學在航天科技與計算機領域、西北工業大學在軍用飛行器制造領域的卓越貢獻，均是高校科研力量與國家及區域戰略需求緊密對接的典范，實現了“花最少的錢辦成最大的事”的戰略效益。從國際上看，斯坦福大學與硅谷的關系也具有“1+1>2”的特征。斯坦福大學的創新策源不僅體現在催生了谷歌、惠普等具體企業，更在于它系統性地構建了一套可復制的創新機制，即通過設立技術許可辦公室進行專業的專利運營，鼓勵師生創業，并與全球風險投資機構最密集的區域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的風險投資家形成制度性聯系，重新定義了“大學知識轉化為商業價值”的全球范式。

　　3. 社會服務高地。高校通過智庫咨詢、技術轉讓、成果轉化、文化傳播等方式，直接服務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例如，浙江省的傳統“塊狀經濟”面臨轉型升級壓力，浙江大學的社會服務就體現了“系統性賦能”的特點。它通過建立遍布全省的獨立技術研究院網絡，如寧波研究院、紹興研究院、臺州研究院、衢州研究院等，深度嵌入地方產業集群，成為學校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樞紐，實現了提升整體區域創新能級之舉。相似地，大連理工大學依托其工科優勢，深度融入遼寧省產業升級轉型，也是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的生動實踐；合肥市政府依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的科研優勢，通過國有資本平臺，精準投資京東方、長鑫存儲、蔚來汽車等，成功實現從傳統工業城市到“芯屏汽合”產業重鎮的華麗轉身。從國際上看，鳳凰城從沙漠城市轉型為美國新興的科技中心，亞利桑那大學是其核心推手。例如，大學與市政府共建的“鳳凰城生物醫學園區”，不僅提供科研設施，主動吸引并整合了梅奧診所、病理學研究中心等機構，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生物醫學創新網絡。

　　(三)需求牽引：區域發展倒逼高校改革

　　區域產業的升級、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國際競爭格局的演變，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高校的學科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模式與科研組織范式。這一“需求牽引”的變革邏輯，驅使大學日益深度地融入社會生產體系，推動其科技創新活動向創新鏈后端延伸，并須直面且應對社會對人才的多元化需求。這種來自社會的外部壓力已成為驅動高校內部革新的關鍵動力，已有不少國內外實踐提供了相關的例證。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成功范式極具代表性，其核心在于“合同科研”機制，即由企業提出具體技術需求，協會組織科研力量進行定向研發，成果直接反饋于產業應用。這種根植于企業創新需求并最終受益于企業創新的模式，不僅使其被譽為“科技創新的引擎”，也為高校更緊密地對接產業、實現知識價值的及時轉化樹立了標桿。我國長三角地區的協同實踐同樣深刻體現了這一趨勢。例如，由國家智能網聯汽車(上海)試點示范區牽頭發起，上海汽車集團、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共同組建的“上海市智能網聯汽車與智慧交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便是一個典型的響應區域戰略需求的協同創新平臺。該中心聚焦于智能網聯汽車的算法驗證、V2X通信測試等關鍵工程化問題，其設立與運作直接回應了長三角地區打造世界級汽車產業集群的宏偉規劃，倒逼參與高校在科研組織、學科交叉(如車輛工程、通信技術、人工智能)及人才培養上做出適應性改革。同樣，四川大學通過合并強化醫學特色以響應“健康中國”戰略，以及廣東、浙江兩省高校為支撐其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等領先產業而在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等學科上謀求率先突破，印證了在需求牽引下，高校正從相對封閉的學術共同體，加速轉型為區域創新生態中不可或缺的響應性與支撐性節點。

　　三、面向未來的高校的三大變革

　　為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高校必須啟動深層次的系統性變革，其核心可歸結為“三大變革”。

　　(一)結構變革：優化學科專業布局，推動交叉融合

　　隨著當前知識生產、傳播和研究范式的變革，科技進步、社會問題、全球挑戰、國際競爭等都亟需高水平復合型跨學科人才。學科和專業結構是高校功能的骨架，未來高校的結構性變革，必須放棄過往簡單的學科和專業“增設”與“撤銷”做法，走向深度的“融合”。

　　1. 從“單一學科”到“問題導向”。科技史證明，人類當下所面臨的復雜問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人工智能及其倫理等，無一能由單一學科獨立解決。高校必須打破傳統學科壁壘，建立以重大問題為導向的交叉學科研究平臺和人才培養項目。例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牽頭的重大挑戰計劃就是一個全校性的“大科研合作”計劃(mega-research)。該計劃遵循其提出的“大目標，大影響”(Big Goals, Big Impact)的初衷，通過整合全校相關資源致力于共同解決一些重大社會挑戰，并爭取發展資源、擴大影響力、布局未來創新領域。又如，牛津大學不鼓勵學生攻讀單一學科，并反對專注于某一特定問題，而是關注更具有延展性、前沿性的重大問題。學校還會根據研究生們的項目或興趣需求，進行跨學院跨學科研究生培養合作，開設聯合課程與跨學科學術研討會，并設立專門的豐厚的跨學科獎助學金(如韋登菲爾德和霍夫曼領導力計劃)。其文理并重的發展方略孕育了圣凱瑟琳學院的“計算機科學與哲學”和“數學與哲學”等大跨度的學科交叉。學校還不定期開展跨學科學術研討會，如兩個學院共同舉辦的全球肥胖問題研討會。跨學科培養已成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手段，成為當前人才競爭的關鍵環節。面向未來，要扎根我國重大戰略需求，以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為導向，重塑跨學科人才培養方案。

　　2. 動態調整與特色發展。高校應建立學科專業的動態調整機制，對于脫離科學發展規律和社會需求、發展滯后的學科，要勇于“瘦身健體”。同時，應避免同質化競爭，堅持“特色發展”。對于多數高校而言，與其盲目追求“大而全”，不如深耕自身歷史與傳統，在特定領域形成“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差異化優勢。從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高校的發展戰略應積極與所在城市或區域的戰略規劃相銜接。以紐約大學為例，該校將“推動城市發展”深度融入其發展戰略之中。作為一所坐落于國際大都會紐約的頂尖私立研究型大學，紐約大學秉持“融于城市，服務城市”(in and of the city)的辦學理念，充分利用紐約豐富的文化與社會資源。諸如博物館、畫廊、音樂廳等城市設施，成為學生開展實踐教學、專業實習與職業發展的重要平臺。依托紐約作為國際金融與文化中心的區位優勢，紐約大學成功吸引了全球范圍內具有卓越才華與研究潛力的學者前來任教和從事科研工作，實現了大學與城市的協同發展。

　　3. 以人為本的改革智慧。學科調整不僅是制度與結構層面的優化，更涉及深層次的利益格局與情感認同。改革不能簡單理解為對既有崗位削減式的“砸人飯碗”，而應通過轉崗培訓、資源傾斜、增設平臺、團隊重組、新課開設等方式，引導教師向新興、交叉，與戰略急需的領域轉型和有序流動，實現“端上更大、更好的飯碗”。在這一過程中，高校需注重政策設計的歷史性、包容性與發展性，充分尊重學者專業歸屬與學術志趣，增強教師在學科轉型過程中的參與感與獲得感。以麻省理工學院成立“蘇世民計算機學院”為例，該學院沒有通過大規模新增教職來實現其跨學科使命，而是創新性地設立了“共享教職”制度。來自電子工程、社科等不同院系的原有教師，可申請與計算機學院建立雙聘關系，將其專業知識與計算科學深度融合。學校為這些轉型教師提供啟動資金、研究生名額及計算資源支持，有效盤活了現有師資隊伍，實現了傳統學科教師向“人工智能+”領域的平順轉型，以達到“重塑計算時代”的目的，為全球高校系統化推進跨學科師資建設提供了范式。

　　(二)模式變革：創新教學與科研范式

　　1. 強化“有組織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中高度依賴學者個人探索的“自發”屬性相比，教學改革更需通過“有組織”的頂層設計加以系統性推進。高校應著力構建跨院系的課程開發團隊，建立常態化的教學研討與經驗交流機制，并大力推動教材建設，鼓勵教師將前沿科研成果轉化為優質教學資源，目標是實現“一門新課程，三年成雛形，五年再變革，十年成經典”。麻省理工學院于2017年啟動的“新工程教育轉型”計劃，旨在徹底重構工程教育的核心課程與教學方法。學校組織來自機械工程、電氣工程、計算機科學乃至人文社科領域的教師，共同設計并講授“機器人與系統設計”等融合多學科知識的項目式核心課程。同時，設立“MIT J-WEL教育改革聯盟”，定期組織工作坊和國際論壇，形成了常態化的教學經驗交流與提升機制，并將其在項目式學習、數字化教育方面的前沿探索，系統性地固化為新的課程大綱、教材和在線學習模塊，例如推出《工程領導力》等系列新教材。進而，通過這種高度組織化的方式進行系統性的教學改革，有效印證了“有組織的教學”對于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重大戰略價值。

　　2. 平衡“自由探索”與“有組織科研”。在協調“自由探索”與“有組織科研”之間的關系時，應認識到二者并非相互排斥或彼此替代，而是一種辯證統一、相輔相成的動態平衡關系。并非所有科技領域或科研人員都需參與有組織科研；相反，有組織科研與基于興趣的自由探索應當互為補充，共同推動科學進步。因此，既要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組織跨學科團隊進行協同攻關，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也必須葆育一部分教師進行“天馬行空”的自由探索，為孕育像楊振寧先生規范場理論那樣的原始創新留出空間。這才是實現“開天辟地”式突破的根本。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推進有組織科研，是構建體系化、建制化科研體系，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重要路徑。在此過程中，必須堅持有組織科研與自由探索并重，允許在相關方向進行適度探索，以應對當前科學領域所面臨的復雜系統性問題，實現具有原創性與引領性的科技成就。另外，高校應堅持“學科建設”與“科學研究”雙輪驅動，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流大學也應建設與之匹配的高水平研究平臺。我國頂尖高校肩負著支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使命，因而需在傳承自由探索式研究傳統的同時，強化有組織創新與引領性創新，加快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布局，系統構建支撐國家發展的體系化科技力量。

　　(三)體系變革：構建開放協同的高等教育生態

　　1. 數智化賦能教育體系。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以數字化和智能化為核心的數智時代，正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為支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實現技術進化、前沿突破，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刻變革。數智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影響最大的技術轉型期，并對教育體系提出了深刻變革的要求。數智技術正重塑知識的生產與傳授方式，充分釋放出信息技術的傳播潛能。為此，高校要積極應對數智時代的教育變革，反思、重構和轉型現有教育模式，以創新教育為重要驅動推動教育強國建設，切實提升人才自主培養能力，順應全球科技創新趨勢和國家戰略發展需要。具體看，要以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為支撐，構建跨校、跨區域的智慧教育平臺，推動優質課程資源、虛擬仿真實驗的共享，打破校園的物理邊界。利用學習分析技術為學生構建個性化學習路徑，借助虛擬現實、數字孿生等技術創設沉浸式學習環境，深化知識理解與應用，并基于大數據對教學全過程進行診斷與反饋，最終構建一個以學生發展為中心、數據驅動、智慧融通的新型教育范式。

　　2. 推動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構建可持續的制度化合作框架與動力機制是協同育人體系的關鍵抓手。一方面，需要建立權責清晰的組織協調機構與常態化的溝通機制，以降低校際合作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必須設計科學的利益平衡與補償機制，如將成員高校在資源貢獻、課程建設、師資輸出等方面的投入與績效評價掛鉤，激發其持續參與的內生動力。可借鑒上海思政課“各校承建、資源共享”的模式，以及江西將南昌、贛州、撫州三地高校資源聯動整合的經驗，在更廣泛的學科領域建立校際聯盟，實現師資互聘、學分互認、課程共享，形成“抱團發展”的合力。最終目標是通過深度融合各校的學科優勢、師資特長與地域特色，形成功能互補、共生共長的“高等教育集群”，從而在宏觀上優化區域乃至國家的高等教育布局與學科生態。

　　四、關鍵保障：深化教育評價與大學治理改革

　　任何高等教育的戰略規劃若要真正落到實處，都離不開制度體系的堅實托舉。在我國從教育大國邁向教育強國的新階段，深化治理體系與評價體系改革已成為驅動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性變量。教育評價與大學治理共同構成資源配置、權力運行與行為規范的制度基礎，兩者相互嵌合、相互強化，決定著高等教育發展的質量與方向。因此，高等教育改革必須在理念、結構與機制上協同推進評價改革與治理創新，實現從制度激勵到組織能力的全面革新。

　　(一)破立并舉，構建科學的教育評價體系

　　近年來，“破五唯”改革持續深化，已成為引導我國教育評價轉型的重要標志。辯證看，“破”只是矯正偏差的起點，真正決定改革成效的是“立”的過程，即建立一套兼具科學性、公平性與引領性的評價新標尺。關鍵挑戰在于如何從“量化指標”的舊范式轉向“價值貢獻”的新范式，從而實現教育評價從規模化、功利化向內涵式、價值型發展的深層變革。

　　1. 實行分類評價。中國特色高等教育體系的類型結構日益豐富，如果仍延用單一、剛性、量化的指標體系橫向比較，不僅無法真實反映不同院校的辦學成效，還會加重誤導資源配置方向。因此，分類評價應針對不同類型的學校、崗位和教師，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評價標準，對教學型、科研型、社會服務型人才予以同等尊重。分類評價的本質，是將不同維度的學術與社會價值納入同一“價值體系”中，真正實現“讓各類人才在各自賽道上跑出最好成績”。

　　2. 強調貢獻與成效。傳統評價體系中常見的論文數量、項目數量、經費額度等指標，更多反映的是“投入”或“過程”，而非“產出”或“價值”。在構建科學評價體系時，必須轉向強調高質量成果的貢獻度。具體看，在人才培養方面，更應關注學生學習增值、創新能力生成、畢業生就業質量與長期發展表現；科研方面，應評價成果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影響，如產業賦能、政策引領、文化傳承等；社會服務方面，應強調專業服務的公共價值、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推動區域發展的貢獻。

　　3. 引入長周期評價與同行評議。科研與人才培養均具有長周期屬性，“短平快”的評價方式容易導致學術行為的功利化與短視化。因此，應構建基于長周期的綜合性考核體系，強化過程性、周期性與階段性評估。同時，同行評議特別是“小同行評議”，是國際通行的學術評價方式，有助于構建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評價權威。通過賦予同行更大職業自主權，使評價回到專業標準與學術規范本身，從而減少行政化干預，恢復高等教育的專業邏輯與學術倫理。

　　(二)優化內部治理，激發內生動力

　　大學內部治理體系是否科學、有效是決定高等教育質量的重要標準。現代大學治理強調治理主體、治理結構與治理能力的系統性提升，其目標是構建權責清晰、運行規范、激勵有效的治理格局，使大學能夠形成面向未來的戰略行動能力與持續創新能力。

　　1. 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是保障辦學方向、提升組織凝聚力與戰略決策力的關鍵制度。在實踐中，這一制度的有效性不僅依賴于制度設計，更依賴于領導干部的政治智慧、黨性原則與人格魅力。黨委應聚焦戰略方向、重大決策、干部隊伍與意識形態領域，校長及行政體系則專注于大學治理、資源配置與辦學能力建設。領導班子成員之間的協同性、制度執行中的透明性與組織文化中的團結性，共同決定了這一制度的運行成效。

　　2. 踐行“發展機會向一線傾斜”原則。隨著高校行政體系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行政主導的資源分配機制容易產生結構性擠壓效應。高校管理者，特別是擁有行政職位的“雙肩挑”和“單肩挑”干部，因為已經占有了職務及其相應待遇，因此在職稱評審、項目申報、榮譽獲取等方面應有所避讓，將發展機會更多地留給一線從事教學科研的教師和管理崗位上的職員，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和管理環境。

　　3. 強化中層執行力的建設。院系層級是大學治理體系與改革落地的關鍵，應著力提升中層管理隊伍的專業能力、服務意識與執行水平。要明確行政工作本質是“服務”，而非“權力”，并通過強化崗位培訓、完善績效激勵、優化權責結構，使中層干部真正成為改革的“執行者”，鼓勵管理人員像教授熱愛實驗室一樣熱愛自己的崗位，將貼在墻上的規章制度內化為服務師生的自覺行動。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我國高等教育正處在從“跟跑”“并跑”向若干領域“領跑”轉變的歷史性跨越時期。高校必須堅定不移地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時代規律，通過結構、模式、體系的系統性變革，深度融入區域發展，在服務中彰顯價值，在貢獻中贏得支持。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宏偉目標，對未來提出如下展望。

　　1. 從“頂天立地”到“開天辟地”。經濟發達地區高校在長期扎根區域、支撐產業、回應需求的基礎上，已具備向世界前沿發起挑戰的能力和條件。對于這些高校，應在服務區域需求(立地)和對標世界前沿(頂天)的基礎上，勇擔“開天辟地”的使命，聚焦人類共同面臨的根本性科學難題和關鍵技術瓶頸，在原始創新理論、重大科技突破與未來產業發展上勇擔引領者角色。高校的科研體系應實現從“跟隨者”向“引路者”的躍遷，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支撐國家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戰略主動。

　　2. 構建中國特色的人才自主培養體系。在全球格局深刻變動、知識體系加速重塑的背景下，高校必須深化新時代人才自主培養的內涵體系建設。未來，應以多學科交叉培養、產教融合育人、科研反哺教學等改革為支點，構建適應國家戰略需求與未來產業發展的高質量人才供給體系，實現從“知識傳授”到“知識創造”、從“能力培養”到“卓越塑造”的系統躍升。應更加注重學生的全球視野、跨文化理解力、戰略思維能力和國際領導力的培養，使其能夠活躍在世界舞臺中央，在全球治理體系中自信表達，弘揚中國智慧。

　　3. 形成終身學習的教育閉環。教育強國建設要求構建適應技術變革、產業升級和人口結構變化的終身學習體系。未來應推動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融通，構建起“中等職業教育(用其然)-高等職業教育(行其然、創其然)-本科教育(知其所以然)-研究生教育(知未然)”的多層級人才培養教育鏈，形成“接受知識-驗證實踐-創造知識”的良性循環。在這一過程中，數字化與智能化將成為促進學習方式變革的重要力量，使學習場景突破校園邊界，逐步形成與學習型社會相匹配的教育生態。

　　最終，中國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僅在于服務于國家的現代化，更是要通過自身的卓越與包容，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獨特的東方智慧，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條路任重道遠，需要每一位高等教育戰線上的工作者，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久久為功，砥礪前行。

　　【嚴純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蘭州大學原校長，北京大學博雅教授】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