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教育思考 中美教育可以向對方學習什么？

國際教育思考｜中美教育可以向對方學習什么？，相信這個問題是許多正在準備留學的同學關心的一個問題，那么下面小編就來和大家說一說，感興趣的您趕緊往下了解吧。

每次回到中國，都會有人問我：“什么時候將孩子送到美國念書最合適？”。

顯然，這些父母所考慮的問題是“到底在高中時期就送孩子出國讀書，還是要等到高中之后？”，而這是我之前在中國生活的時候從未遇見過的情況。

十五年前，我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之后，就到了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開始我的碩博連讀。那時，在美國的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都像我一樣，通過美國大學的資助得以開始研究生院的學習。而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父母更愿意且也更有能力自掏腰包，將自己的孩子送入美國接受私立高中教育，接下來便是更為昂貴的大學教育。

這些父母都是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他們卻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教育體制持消極態度，認為中國的教育過于應試，并不利于孩子的發展。雖然與小城市或農村地區相比，大城市的教育資源更有優勢，但奇怪的是，擔心自己孩子教育的父母竟大多數都來自于中國的大城市。

這些父母可能還并不知曉，就在最近一次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來自上海的學生們獨占鰲頭。即便他們知道，也會嗤之以鼻，因為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孩子很會考試。在應試文化仍處于支配地位的中國，這些新晉經濟文化精英的家長們卻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高分數并不等同于高質量，而他們更需要的是能夠開發孩子性格與潛能的高質量教育。

與此同時，中國學生于PISA中的杰出表現卻迅速地獲得了美國的重視。2011年，就在PISA成績公布不久之后，來自美國國家經濟教育中心的馬克?塔克（Marc Tucker）就出版了一本名為《超越上海》（Surpassing Shanghai：An Agenda for American Education Built on the World's Leading Systems）的書，該書明確表示美國學校應將中國學校作為其主要競爭對手。在書中，塔克也表明自己對于美國未來世界領導地位的擔憂。戴安娜?里維奇（Diane Ravitch）、趙勇（Yong Zhao）等學者和批評家指出，這種言論屬于龐大的政治敘事中的一部分，即覺察到中國，以及中國的崛起將會對美國構成一種威脅。這反映的是美國對自己的世界統治地位有著深度的不安全感。

那么，是否外國的月亮真的比較圓？為什么中國與美國總試圖從對方那里尋求更好的教育，即便是并不太了解對方的教育制度？

在完整地理解之前需要先了解差異。筆者認為，中美兩國教育體制存在三種主要差異。首先，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理念的不同，體現于學校組織、課程結構以及大學錄取等方面。其次，是兩國對能力與努力，對學習過程與學習結果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在數學與科學等領域中的表現更為突出。最后，是大學前后教育的割裂存在著兩種相反的方向——中國高中教育壓力非常大，但大學教育卻很寬松；而美國大學卻恰好相反——其高中教育較為寬松，而大學教育卻很嚴格。

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從關注課堂內的每一個學生個體到大學錄取時的“個性化考量”，美國教育對個人主義的重視隨處可見。米歇爾?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通過對著名的最 高法院裁決有關密西根大學法學院錄取的“格魯特爾與博格林（Grutter v. Bolinger,）”案件分析指出， “個性化考量”這一詞語通過格魯特爾（Grutter）案件的判決被發揚光大，致使最 高法院的裁決被毫無疑問地視為公正且合理。“個性化考量”反映了美國人的一個基本信念，即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天賦和秉性。因此，教育應該去主動適應這種先天差異與潛力。相比之下，中國的教育思想是：教育者能夠并且應該幫助學生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盡管在上世紀70年代末，市場體制的改革已使中國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增加，然而，其學校的組織形式以及教育哲學依舊是明顯的集體主義，這可能是由于即使是在中國的現代學校中，儒家文化仍保持其持久的影響力。

一個很好的例子體現中國學校的集體傾向就是做早操。學生們在運動場上列隊而站，遵循著同樣的指令，伸展四肢，移動肩膀。此外，許多學校還會組織眼保健操活動，學校會在固定時間內通過公共廣播播放音樂指令，學生伴隨著音樂對其雙眼進行有節奏的按摩，以緩解眼部壓力。這種形式自我25年前在學校時就這樣，并且現在仍在持續推行中。即使是在那些為數不多提供國際課程的公立學校中，做早操以及眼保健操的這種集體行為也被完全融入進了西方課程體系之中。通過對幾所提供美國或英國高中課程的中國公立學校的調查，我訪問了一些美國教師，他們都對此種集體行為感到驚嘆。美國教師們表示這種做法的確是非常好，但他們卻很難想象一群隨心所欲的美國高中生在校園內整齊劃一做動作的場景。

美國教育者與父母們認為，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且具有著不同天賦。這一信念體現于美國課程的分流系統，通常在學生幼年時期，分流與差異就已經開始了。不可否認，美國的課程差異化能夠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與靈活性，但它同樣也會給一些學生帶來傷害，尤其是那些缺乏家庭和社區教育資源的弱勢群體。珍妮?奧克（Jeannie Oake）的研究表明，美國非洲裔、拉丁裔和低收入學生通常會被教師認為缺乏應對挑戰性課程的能力。于是，這些學生中有很大一部分進入了較低層次的課程。奧克的研究同樣表明，這一體系為家長增加了負擔，那些教育背景不夠，且缺乏資訊的家長，也很難為自己孩子的選課呼吁吶喊。在諸如數學和科學等領域內，這種影響更是極具破壞性的，因為這些學科的知識連貫性強，注重積累，而家庭貧困的孩子往往很早就掉隊了。而在中國，同一年級的學生都要求學習同樣的知識。課程要求學生都達到類似的標準，并且標準通常都是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如果學生感覺到有困難，他們就不得不努力，老師與家長也會幫助他們，所有人都期待學生能夠達成目標。與高標準化的課程相伴隨的是標準化考試——中國大學都會依賴于高考的考試分數進行錄取。近幾年，中國一直在試圖引入新的措施，以便能夠考量到人才的其它因素，但卻都是在小范圍內進行的試點。學者與公眾對此也強烈質疑，擔心腐敗與不公。這種質疑具有很深的文化根源，因為，中國可以堪稱是世界上最早施行標準化測試的國家——用于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早在1300年前就已出現，并歷經多個朝代持續了近千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考試是中國政府在人才選拔方面確保公正與平等的重要手段，而隨著經濟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譴責經濟體制的不公，考試的公正性也因此被視為更加重要。另一方面，美國大學的錄取仍采用所謂的整體錄取原則，僅將標準化測驗結果作為學生眾多申請條件中的一項而已（雖然也是重要的一項）。標準化測試的較小作用反映了美國個性化錄取價值觀。正如米歇爾?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在其《錄取一屆新生》（Creating a Class）的一書中所說：“名牌大學所采用一系列的‘個性化錄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申請人‘講故事’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家庭為其提供講故事的資源及素材。中產階級以上的學生通常會比較低階層的學生更有可能獲得引人入勝故事的資源和材料。分流所造成的長期不公平現象和其它早期的教育實踐在大學招生系統中構成了一個無形的階級偏見。能力與付出

同樣，在學習動力方面，中美兩國仍持不同信念。研究表明，相比于先天稟賦來說，中國家長與教師更看重的是后天努力。而美國教育者和家長則恰好相反，認為每個人的天賦都是獨特且固化。兩國的這種觀念差異在數學與科學領域中表現的尤為明顯，盡管美國社會十分尊重數學與科學領域，但他們卻認為能夠從事該領域的只有真正對此感興趣的那一小部分人才。這種觀點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何美國取得自然科學領域學位的人數如此之少。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都在迫切地渴望著培養自己本國的理工科畢業生。在2011年的國情咨文演說中，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宣稱：“我們需要告訴孩子的是，不只是超級碗比賽的冠 軍可以名滿天下，那些科學競賽上的贏家同樣可以名揚四海。”然而，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并不熱愛理工科。各種主流媒體對數理枯燥學習的嘲弄是屢見不鮮的。就在2012年，紐約時報有篇文章，題目是《學代數有必要嗎？》，作者是一所著名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在文中的主要觀點是代數學習給美國學生帶來太多的心理壓力和痛苦，實在是大可不必。美國有研究表明，數學學習和自信心有負相關性。美國是一個崇尚自信的國度，若數學是自信殺手，那不學也罷。如果無法改變這一文化，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就不能有效地解決本土理工畢業生稀缺的困境。

相比之下，數學在中國的地位則是很高，學校里的每一名學生都要學習數學，數學不僅僅是那些有天賦的一小部分人的領域，正如中國一句諺語：“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這種對自然科學領域的重視是源于政府對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推動。另一方面，社會政治制度也導致很多中國的學生及其家長在專業選擇方面更傾向于回避人文與社會科學。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自然科學領域學位獲得比率超過一半也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習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生很多都是來自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課程的標準以及對努力的信念有效地緩解了家庭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而這與美國的低收入家庭孩子及其他弱勢學生群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美國的這部分學生極少有從事自然科學領域。在美國，這些弱勢群體學生通常被分流學習一些較為簡單的課程。即使他們能夠進入大學學習，但基礎太差，無法順利地完成大學有關數學與科學的功課要求。中國處于貧困偏遠地區的學生較之城市的學生群體，其弱勢更多體現在文化資本上，即人文社會科學、藝術或外語等領域表現得相對較差一些。

中國社會普遍認為，在一些“硬科學”領域的優異表現是才能的主要衡量標準以及通向成功的法寶，致使無法勝任這些領域的人會有巨大的不安全感，甚至還會遭到同學的嘲笑、老師的指責以及父母的失望。我曾對一些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進行訪談，當他們回憶起高中數學老師嚴厲時，都表示自己被深深地傷害過。然而，他們也表示，盡管在中國的學習經歷十分痛苦，但到美國之后數學的學習十分輕松在很大程度上也得歸功于中國的教育，他們甚至表示：“過去的一些痛苦和努力似乎也是值得的！”。

教育割裂的兩種方向

目前，學術界有關中美教育差異的探討大多是集中在基礎教育階段。實際上，在高等教育階段，兩國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簡言之，美國大學比美國高中的壓力更大，而中國大學教育的壓力則遠遠比不上高中。

美國大學前后教育的割裂意味著大學教育缺乏前期基礎準備。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指出，在兩年制大學所招收的學生中，至少有60%的學生需要修一些沒有學分的課程以便為了正式的大學教育做準備。

為何如此之多的學生都缺乏大學教育的基礎？寬松的高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一問題的答案。全美大學新生調查顯示：僅有不到1/3的學生表示，自己高中時期每周作業時長超過了六個小時。而他們中卻有相當高比例的學生獲得了較高的分數。換言之，寬松的高中學習與易得的分數使得美國學生認為學習易如反掌。然而，一旦他們進入到大學，他們就會發現事實遠非如此。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美國大學的輟學率目前已超過了50%。整體而言，美國大學的新生對學業的嚴酷還未有準備。

不過，在中國卻是一種相反的情況：中國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都必須要十分努力，全力以赴地備戰高考。而一旦他們被大學錄取之后，學習壓力就逐漸消失了——基本上不會再有嚴格的標準化測驗，大學的輟學率幾近為零。這種無壓力的大學文化根植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而學生只要被錄取，基本上就可以順利畢業并隨之獲得一份較好的工作。盡管中國高等教育在過去十年內已從精英階段邁入大眾化階段，但較低標準的畢業要求仍被保留并延續下來，這就為中國帶來了一些比較特殊的困境，包括高等教育質量以及學校教育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銜接等問題。

在我訪談的一些留美中國學生中，一名女生用自己的學習經驗描述了中美大學前后教育割裂的兩種相反的方向：

“我非常羨慕我的那些在國內上大學的同學們，他們過著無憂無慮的大學生活，基本上沒有作業或文章壓力。相比于高中的緊張學習，他們所就讀的大學簡直就是天堂。而我卻太不幸了，我在國內上了痛苦的高中，然后，又來了美國上痛苦的大學，我的每一天都必須十分努力，不能松懈。”

可想而知，也許這名女生的家長送她到美國讀書的原因就是希望她能夠繼續接受挑戰。如果中國大學不能帶給她這種挑戰，那么，她就應該在美國接受較為嚴格高等教育。在過去五年中，留美的中國大學生數量以每年40%的速度迅猛增長。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國參加高考的人數也已下降了13%，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中國學生選擇就讀于海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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